經濟學界出現1992年以來最大一次學術分歧不僅面臨來自公眾的道德質疑，經濟學界內部的自我反思最近也愈加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近日說：“經濟學家正在經歷1992年以來的一次令人注目的學術分歧。”
這一話題在上周末清華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被提出來。李劍閣演講時說：“這場學術分歧對于經濟學界來說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其實，學界的這種分歧在去年的國企改革大討論時就已開始。當時，因為香港學者郎咸平指責民營企業家顧雛軍侵吞國有資產后，關于國企改革的各種問題都被擺上臺面。當時，學者們在爭論怎樣評價“國退民進”的觀點，國企改革下一步該怎么。
時至今日，上述爭論并沒有因顧雛軍的被捕而停止，各派的學術分歧反而越來越大。
李劍閣用公平和效率的問題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學界要謹防在關注低收入者狀況的同時喚起平均主義的訴求。“我們確實要關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資提得太高，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越南去了，這樣的話，我們打工者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
過去幾個月，學界對一些行業制度安排不贊成的聲音很多，尤其是醫療改革和教育改革。李劍閣認為，很多說法有失公正，“在香港，政府用于醫療方面的撥款接近400億港元，每天有1億多港元的醫療管理開支，現在還捉襟見肘，我們能隨便憑愿望就建立所謂的‘全民醫保’制度嗎？”
看來，學者們立論的落點也許是這場學術分歧的起因。李劍閣說：“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往往有高度的評價，但是一些研究者卻把因為改革沒有完善而出現的問題歸咎于改革本身，主流經濟學家面臨著很大壓力。”
就像去年“郎顧之爭”的后期，很多表示并非“挺郎”或“挺顧”學者提出的反思一樣，李劍閣等一批學者為那些否定的聲音感到擔憂。“改革是對制度的一種選擇，權衡以后，我們只能選擇好處更多一些的制度，其間出的一些問題，有的是改革沒有完善帶來的后果，有的則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