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不少為工作“拼命”的故事，很感慨。
先是25歲的普華永道上海辦事處初級審計員、交大女碩士潘潔因病毒性腦膜炎去世，她曾在微博中透露“工作忙”、“無止境地加班”等，她的過世引發了網友們“過勞死”的猜想。而后，以《生命日記》打動千萬人的海歸博士復旦大學青年教師、33歲的于娟，終于沒能躲過死亡的魔咒，悄然離世。
對于這些故事，人們最終都聚焦在如何關注生命、關注健康、關注幸福的問題。而我想說的是，在這些故事的背后，其實還蘊含著在如今這個動蕩的、競爭白熱化的市場環境中，年輕人如何理性地進行人生、職業規劃的問題。你的勤奮學習和工作，都應該以明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方向為前提，把眼前的努力置于整個職業規劃之中，也就是說你的子彈有限，得學會省著點用，明智地用，高效地用。于娟對此有很深刻的反思：“為了一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標的事情撲了命上去拼，不能不說是一個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應該把快樂建立在可持續的長久人生目標上，而不應該只是去看短暫的名利權情。”
人生要學會長跑。年輕人對于自己喜愛的行業，如果要逃避壓力，放棄奮斗，或者找個理由說“我就想平平凡凡過一生”，事實上并不可取，也很難做到。因為既然你進入這個職場，不付出、不承受壓力，是不可能實現原定目標的，獲得哪怕是你認為的普通人的生活。關鍵是如何設立這個目標，這個目標是自己設立的，還是別人為你設立的，或者說是這個社會的標準為你設立的。
如果這個目標設立得有問題，那么這場人生的長跑就會以一種慘烈的方式戛然而止。再看另外一些悲劇。前段時間媒體連續披露了一系列的白領、金領職業人士的非正常死亡：英國倫敦金融城前首席代表、現中國區負責人劉瑩自殺；在此之前，申銀萬國自營部投資經理、年僅33歲的趙立臣跳樓身亡；浦發銀行資金部副總因長期抑郁導致跳樓身亡；北大高材生、大成基金“非在職”研究員袁健因遭遇末尾淘汰制在試用期內被解聘，跳樓自殺，等等。
于娟這樣的海歸博士、潘杰這樣任職“四大”的白領，以及之前提到的不堪壓力而輕生的金融界人士，應該說如果以這個社會的價值評判標準來說，都堪稱“優秀生”的典型。可是，當他們正在步入別人看來金光燦爛的職業旅程時，最終卻跑不到期待中輝煌的終點。
年輕時，我們很容易就說，“拼了！”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有大把的時間和精力可以拿去拼，去揮霍。于娟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認識到，其實她根本不用連續熬夜去應付那些考試，不用為了一個不清楚的目標去完成給自己設定的一項又一項的任務，她甚至認為自己考的GT證書毫無價值。她說，“我曾經試圖像圓圓三年搞定兩個學位一樣，三年半同時搞定一個挪威碩士、一個復旦博士學位。然而博士始終并不是碩士，我拼命日夜兼程，最終沒有完成給自己設定的目標，自己惱怒得要死。現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頭來趕來趕去也只是早一年畢業。可是，地球上哪個人會在乎我早一年還是晚一年博士畢業呢？”
確實，在我們的周圍，有很多的年輕人在決定“拼命”之前，想的并不多，到底這樣的拼命要換來什么。別人考研(論壇) ，我也考；別人考證，我也考；別人考公務員，我也考。反正趁著年輕，什么考試都別落下。雖然我們常說，這個社會變化得太快，使你根本無從思考，情急之下難免從眾，就怕趕不上趟。如果有幸已經趕上了頭班車，那就更得保持領先優勢，爭取永遠駛入快車道。但這輛車是否能帶著你駛向自己想去的地方，這樣的車速可以保持多久，大家并沒有時間思考。
作為職場上的年輕人，有時候，不妨停下來，花一些時間思考這些問題。比如：“五年后，我將在哪里？“這是我真正需要的目標嗎？”“這個目標究竟給我帶來了什么？”“我現在制定的目標，五年后還靠譜嗎？”或許對一個當前這飛速變化的時代，五年計劃對年輕人都可能會有些長，但思考這樣的問題，確實很有必要。當你在埋頭苦干，或者“拼命”努力工作之前，想一想這些問題：你決定了你五年后在哪里了嗎？你五年后要過什么樣的生活？五年后你最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么？接著，你再對照目前的自己，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價值在哪里？現在走的每一步對你五年后產生什么影響？你今年的目標是什么？
記得之前有個調查：有近八成的職場人愿意拿自由換高薪，甚至還有52%的人愿意用500萬來換自己的10年。這一方面折射出如今職場年輕人壓力之大，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大家對于工作的意義和價值沒有進行深度的思考。如果你獲得高薪需要拼上你的全部時間，如果你加班只是為了加班費，如果你熬夜只是為了獲得一個證書，那么你得算一下，這樣的拼命是否值得。你要把正在努力的每一步，放在你的職業人生的長遠規劃中去考量它的價值，把每一份努力都發揮出最高的效率，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一樣——時間有限。
多年來，我堅持長跑，發現長跑不僅對身體健康有力，更有利于思考。人生就像長跑，人生職業規劃非常重要，將每個階段規劃細細拆分，我們就會發現，何時慢跑，何時沖刺，何時領跑，何時跟跑，都是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