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門涮肉”自2004年以來每年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工資協商成重要議題之一
1996年，勞動部(現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便發出了集體協商的倡議。而直至現今，北京僅有1.7萬企業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北京市總工會一名負責人稱“很不理想”。
有望于今年內出臺的工資條例，或將納入工資協商制度等條款，使收入分配制度更趨合理。與此同時，北京也在醞釀通過制定行業最低工資標準等方式，為實現勞資共決薪酬作出鋪墊。
近日，北京“宏源南門涮肉城”在召開員工代表“工資集體協商”一致后，決定根據會議決定，給相關公眾的員工“漲薪”。北京市總工會一負責人稱，北京僅有1.7萬企業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很不理想”，今年北京各區縣將制定區域或行業最低工資標準。
公司和員工開會協商“加薪”
一個多月前，天壇公園南門口的“宏源南門涮肉城”樓上最大的包間，食客散盡，橫幅扯起，“變身”成為一個臨時會議室。
參加會議的有60多名員工代表參加，管理層和一線普通員工各占一半。會議的主題是500多員工今年的工資待遇。
會議開始后，后廚切肉的甘肅小伙馬騰提出，后廚的五六個工種應當按照工作量定薪。“比如切肉工，切出的肉卷每盤有多少卷，數兒必須差不離，火鍋店就指著他呢，工資就應該比洗菜工高。”
負責撿羊蝎子的服務員覺得，一鍋“蝎子”撿出來要包含脊骨、尾尖、脖頭，是不是也應該算作“技術工種”，適當加薪？
還有員工代表表示，庫管員和收銀員拿一樣的工資，但庫管員除了點貨清貨之外，還要兼職搬運，是不是應該再加點“辛苦錢”？
經過討論、表決，員工們除普遍漲薪之外，馬騰的意見獲得了采納，切肉工每月漲薪200元。庫管員也自今年起，定薪標準高出收銀員200元。“撿蝎子”未被認定為技術工種。
此外，形成的決議中，對身高、相貌要求較高的餐廳領位待遇由1200元漲到了1500元；工作環境較臟的火鍋燒炭工每天增加了10元津貼。
表決通過的工資協議方案，由公司老總馬龍和工會主席張淑英分別簽字，送崇文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備案。
職工素質低不會談“提薪”
工資集體協商一般通過兩種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體現，一種是在集體合同中約定和勞動報酬相關的事宜；另一種是簽訂單獨的工資專項協議。
2004年“南門涮肉”被崇文區總工會選為集體合同訂立的試點單位。
“頭一次開大會，開到了夜里3點。”公司工會主席張淑英稱，職工能否有效完成工資集體協商的過程，職工素質很關鍵。
張淑英介紹，當天的會上，30多個職工代表被召集開會。公司老板馬龍誠懇地對大家說，今后公司要與員工簽訂工資協議，要采納大家對于收入的建議。但員工們聽后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多說話。會議持續了4個多小時，員工們提出了30多條意見。
之后每年，“南門涮肉”都會召開一次職工代表大會，工資集體協商成重要議題之一。
張淑英坦言，作為餐飲企業員工，文化程度差異實在太大。以后廚為例，文化水平接近文盲、小學未畢業者，不乏其人，文化素質低制約了他們表達意愿、捍衛權益的能力。他們不了解自己享有什么樣的權利，也很難有理有據地闡釋自己的意見和見解。還有的員工漲了工資，自己都不知道，只知道埋頭干活。
因此，公司進行工資集體協商時，一般由經營方擬定一個漲薪方案，職工代表對方案進行討論、調整、通過。
北京市總工會表示，工資集體協商難以推行、以及推行水平較低的原因之一，在于職工素質和維權意識不夠，或“有些話不好說”，導致勞方談判能力較差。為了提高勞方的談判能力，北京市總工會今年也推出新舉，正式聘請了一批“外腦”———一支由工會干部、人事勞資干部、律師等129人組成的工資協商指導員專業隊伍，加強勞方的談判能力。
經營者抵觸員工要“薪酬”
北京市總工會權益部部長黃偉介紹。1996年5月，勞動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聯合發出《關于逐步實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通知》。2000年，《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以勞動部第9號令發布，并要求在全國逐步推行。北京市也隨之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但10年來，北京市僅有1.7家企業能夠完成工資集體協商的過程，但依然“不夠理想”。
黃偉稱，工資集體協商難推行的一個最顯然的難題，是企業經營者對于工資集體協商制有著天然的抵觸。企業經營者主要擔憂的是漲薪“白紙黑字落下了，怕受到約束”。有的企業，職工工資已漲到1000多，工資協議上寫的還是800。
“企業如果不愿意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拿他們根本沒辦法。”黃偉坦言，鑒于目前的法律環境，工資集體協商并非剛性規定，工會的協調能力也很有限。因此，企業老板的理念，幾乎成為了是否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最決定因素。
毛凡(化名)，一家圖書出版發行公司的負責人。他表示，對于公司各個崗位的薪酬待遇，基本由幾位股東參照業內行情和公司經營狀況確定，一般都是“一口價”，沒有協商機制，也不可能作漲薪承諾。員工提出漲薪要求，很少被公司滿足。由于很多基層崗位可替代性強，即使員工辭職不干，公司也很容易再招到人。
街鄉定最低行業工資標準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曾對媒體表示，工資協商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協商工資，更是涉及整個勞資關系基本權利的實施問題……勞資關系問題、工資問題、工資協商問題涉及勞資關系系統和政策怎么去調整”。
有消息稱，《工資條例》有望年內出臺，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
工資集體協商“破題”也是北京市總工會今年的工作之重。
解決勞方追求的“權益”和資方追求的“效益”，是工資集體協商的核心問題。對此黃偉表示，今年北京市總工會將通過制定行業工資標準和區域工資水平，提高工資協商的成功率。具體辦法是，由各級工會進行調研分析，了解本地區、本系統、本企業職工工資的基本情況，以及職工在工資收入方面的意愿和要求，形成區域和行業工資標準的基礎數據，再與行政方溝通。
北京市東城區簋街自2007年起，已率先試點、確定了區域性最低工資標準。去年起，90余家餐飲企業開始簽訂工資專項協議，約定簋街餐飲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據協議約定，今年7月1日起，隨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由800元提高至960元，簋街行業最低工資“門檻”也將自動調至1010元。
黃偉表示，今年起，像簋街這種約定行業最低工資標準的舉措將會在全市更多行業推行，初步確定涵蓋保安、家政、護工、民俗旅游等行業。這樣，一方面盡量提高勞方的待遇標準，一方面也照顧資方的承受能力。
黃偉稱，按照《勞動合同法》規定，行業性集體合同只能在縣以下區域內簽訂，加之各地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因而預計會以街道、鄉鎮為單位，確定相關的區域或行業最低工資標準。今年，每個區縣將會有3—5個區域或行業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屆時，企業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單方面為員工定薪的行為，將受到制約和規范。
工資集體協商流程
企業產生協商代表(職工方由工會代表，企業方由法人代表)；
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工資協商意向；
召開工資協商會議；
形成工資專項協議草案；
經職工代表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審議通過；
報送勞動保障部門備案。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溫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