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實際上還是個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

　　我禮貌地點點頭。其實，我從來沒想過我到底是唯心主義者還是唯物主義者，是有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至少在這之前我沒想過這類形而上方面的問題。我為什么要去想這么復雜深奧的問題呢？

　　史密斯太太慈祥地笑了笑之后，說：“孩子，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和你一樣是個唯物主義者，不相信上帝存在。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生閱歷的豐富，我開始慢慢相信上帝了，相信上帝確實與我們同在。”

　　為什么人的年紀越大，越容易相信神靈？不僅史密斯太太，中外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都是這樣。特別是那個寫有“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名句的李叔同先生，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少年時候，他也是個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新新人類”，到了中年以后，就削發為僧，皈依佛門，其心志之堅，讓人感慨萬分。按理講，人的年紀越大，閱歷越豐富，把這世事看得越透，為什么反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給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神靈呢？真是信則有，不信則無。

　　到長城飯店大堂，我與史密斯太太約好明天見面的時間，準備返回公司。道完別，她突然問我：

　　“于小姐，你會玩橋牌嗎？”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會玩一點點，但很久沒玩了，不過，如果她很想玩的話，我可以幫她

的忙。讀書的時候，爸爸喜歡打橋牌，經常請朋友來家里玩，我耳濡目染，偶爾也跟他們玩一玩。

　　史密斯太太告訴我，她這次來中國之前，她與史密斯先生打了兩個賭，一是爬到長城的最高處（其實沒有），做一回“好漢”；二是在中國玩一次橋牌，帶個“大滿貫”回去。我馬上補充說，一定是個“ｒｅｄｏｕｂｌｅ”的“大滿貫”。聽我這么一說，史密斯太太高興得眼淚都快出來了，給了我一個熱情的擁抱。

　　我倆心靈之間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

　　回到家里都快九點了，爸媽都還在看電視。我一進門，媽就興奮地告訴我，我舅買了輛帕薩特，今晚他自己開車來我們家了。爸在旁邊陰陽怪氣地說：住的地點離公司才幾步路遠，買車純粹是讓錢燒的，想擺擺闊氣而已。我不想聽他們議論這個，到爸的書架上找了幾本原版的英文橋牌書。盡管我平時也利用金山詞霸，讀一些英文和日文的原版書，不輕易放棄外語的學習，但是現在不看看橋牌方面的書，恐怕連ｃｌｕｂ、ｄｉａｍｏｍｄ、ｈｅａｒｔ和ｓｔａｒ這些最基本的專業詞匯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家庭轎車早已不是財富的象征。同樣，英語也不再是可用來炫耀的資本。英語，對于現在公司里的秘書來說，已經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工具。打電話，上網查資料，收發電子郵件，接待外國客人，哪樣不需要英語？不懂外語的秘書，就像囊中羞澀的人走在王府井一樣，永遠會有自卑感。

　　但是，家庭轎車對于現代人來說，其作用遠不是一種日常代步工具。有了轎車，可以大大拓展人們生活空間的半徑，增加更多的交流時間，獲取更多的信息，從而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機會。英語也是一樣，它不單是一種普通的語言工具，它是一種你與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進行交流的語言；特別是從互聯網上，你能結識更多的朋友，獲取更多的信息，它能給你帶來更多的機會，有些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機會。

　　上個月，日本大阪山田公司的竹下先生來我們公司，商討合資在西北某省會工業園區投資建廠的事。一開始竹下先生非常挑剔，說工業園區這個不行，那個不夠，孫總告訴他必須得適應現實。幾天下來，進展不是很大。孫總認為竹下先生固然有壓價的考慮，但也與竹下先生為人相當固執有關。

　　這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用日語問竹下先生，他的老家是不是東京的，他很警惕地反問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說我是聽他說話的口音猜的。我說日本人發音的口音與我們中國有些相像，中國江浙一帶的人說話聲音輕而清；北方人，特別是東北人則重而濁，很容易分辨；日本關西地區的人說話也是輕而清，關東的人則也相對重而濁，所以也很容易分辨。說著，我模仿大阪小女孩說“ありがとぅござぃました”（謝謝）就像唱歌一樣；之后，我又壓著嗓子模仿關東老年男人，說了句“ありがとぅ”

（謝謝），則有些像沉悶的雷聲；由于我的日語老師也是東京人，所以我猜竹下先生也是東京人。

　　聽我這么一說，四十來歲的竹下先生馬上顯示出“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式的激動，向孫總稱贊我的日語是“江戶っ子”（

即正宗的老東京口音），說得我連說了幾次“はずかしぃ”

（不好意思）。下午，籠罩在我們談判桌上的陰霾一掃而空，竹下先生當場同意了我們的全部條件，說立即向總公司匯報，連孫總也感到非常意外。

　　英語，是搭乘我們與這個時代一起前進的轎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話，對于我們秘書來說，我想那就是英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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